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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律师咨询-修改权的重构

发表日期:2012-3-15
北京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律师咨询-修改权的重构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修改权既不是传统的专有权利,也无法作为“积极权利”发挥作用。一方面,在对作品的修改不影响任何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作者当然有修改作品的自由,无需借助修改权;另一方面,如果对作品的修改会影响
北京知识产权法律顾问律师咨询-修改权的重构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修改权既不是传统的专有权利,也无法作为“积极权利”发挥作用。一方面,在对作品的修改不影响任何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作者当然有修改作品的自由,无需借助修改权;另一方面,如果对作品的修改会影响他人利益,如作者在转让作品唯一载体之后,希望接触作品并对作品进行修改,或出版社已完成了作品出版的准备工作而作者希望对作品进行修改,则在我国《著作权法》尚未规定收回权和接触作品权及补偿机制的情况下,作者仅凭修改权无法实现使他人配合修改的目的。因此,删除修改权并不会损害作者的利益。从世界各主要国家的著作权立法来看,绝大多数也并没有修改权的规定。   

若我国立法者选择保留修改权,应该对其进行重构,以免使其成为一项没有意义的空洞权利。   

         首先,修改权在性质上不属于旨在控制他人行为的专有权利。这意味着修改权必须区别于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他人未经许可对作品进行修改,如果形成了新作品,则侵犯的不是修改权而是改编权;如果修改达到了歪曲、篡改作品或影响作者声誉的程度,则侵犯的是保护作品完整权,也非修改权。无论是“侵犯了保护作品完整权必然也侵犯修改权”的观点,还是“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是一项权利的正、反两面”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修改权在性质上应当是一项类似于收回权和接触作品权的“积极权利”。但它的作用不在于确认作者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有修改作品的自由(即使我国《著作权法》不规定修改权,作者也自然享有这样的自由),而是确认即使对作品的修改会影响他人利益,作者在作出合理补偿或满足法定条件之后,他人对这种修改有配合或容忍的义务。换言之,这项“积极权利”的行使必须与对他人合法财产权的保护相协调。   




作者对作品的修改影响他人利益的情况大致有两类。  

        第一、情况是作品已经被合法地固定在有形物质载体之上,而该物质载体的物权或制作复制件的权利已经为他人合法取得。如文字作品已经合法出版发行、建筑作品已经完成并交付、美术作品原件已赠与他人等。此时作者如果希望在修改作品之前接触或收回他人所合法持有的作品原件或复制件,或者收回他人合法享有的制作、发行作品复制件的权利,则必须以行使收回权或接触作品权为前提。这样,对作品的修改就成为行使收回权或接触作品权之后的自然结果。规定了修改权的西班牙《著作权法》和巴西《著作权法》同时也规定了收回权和接触作品权。 [17]这意味着如果作品已经根据合同出版流通,而作者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希望立即中止合同以对作品进行修改,并只希望出版修改后的作品,则作者必须首先行使收回权。如果作品的原件或稀有复制件已被他人合法获得,而作者无法凭记忆再现作品,只有通过接触作品后才能再现并修改作品,则作者对作品的修改也以其行使接触作品权为前提。在作者根据这两项权利合法地“收回”著作财产权或“接触”作品之后,他人利益已经得到了合法补偿,作者当然就可以对作品进行修改了。   

        第二、情况只涉及在作品再版前作者对作品的非实质性修改。郑成思教授曾经举过一个实例:一部作品初次印刷后售罄,在出版者欲再次印刷之前,作者希望有所修改(但尚达不到形成新版本的程度)。这种修改可能对作者声誉和读者均有益处,但未必对出版者有利。 [18]因为根据作者与出版者签订的出版合同,出版者只有义务对作者提交的原作品再次印刷出版,而没有义务对修改后的版本重新进行校对和排版等。即使是著作权法规定了收回权,作者也不能在这种情况下“收回”已授予出版者的出版权并对作品加以修改。这是因为收回权的行使是以作者在原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或观点发生变化为前提的。 [19]如果作者只希望对作品进行文字上的调整,但却并不影响原作品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则很难“收回”已经被转让或许可给他人的财产权利。   

        此时,作者如果希望出版修改后的版本,应当与出版者进行协商。如果出版者拒绝作者的要求,则作者没有任何迫使出版者出版新版本的法律依据。若著作权法明文规定作者享有修改权这样一项“积极权利”,的确能解决上述问题。这将使出版者负有不得拒绝作者在再版前对原作品进行修改的义务。但是,这种修改毕竟会使出版者承担超出原有出版合同的额外成本,因此即使为此目的而规定修改权,也应当同时规定作者必须对利益受损的相对人支付合理补偿。巴西《著作权法》在这方面最为典型。其在规定“无论在作品被使用之前或之后作者都有权修改作品”的同时,又规定该项权利的行使以第三方获得适当的事先补偿为前提。西班牙《著作权法》在规定修改权时要求该权利的行使尊重第三人已经取得的权利和符合保护文化产品的要求。  

        从我国的现实来看,应当将修改权局限于上述第二类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人身权的保护水平远不及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在近期内也不大可能规定收回权和接触作品权;另一方面,如果立法者的意图仅是让作者在“收回”已被转让或许可的著作财产权或者让作者接触作品之后修改作品,则规定收回权和接触作品权已足够。因为在行使收回权或接触作品权之后,作者对作品的修改已不会再影响他人利益,将修改权作为一项“积极权利”加以规定的意义也就消失了。   

        第三,在将修改权的作用限定于使作者在再版之前对作品进行修改的前提下,在何处规定修改权仍然值得斟酌。笔者认为,仅仅为了使作者能够在作品再版前进行不涉及思想感情的修改,就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规定一项修改权,从立法技术上看并不可取,因为这样的权利适用范围过于狭窄,不具有普遍意义。对我国《著作权法》而言,可以考虑不在第10条规定修改权,而仅在有关出版合同或出版者权利义务的章节中加以规定。一些没有明确规定修改权的国家也正是这样做的。如意大利《著作权法》和瑞典《著作权法》均未在规定各项著作权人权利的同时规定修改权,但却均在“出版合同”一节对作品在出版或再版之前的修改作出了专门规定。意大利《著作权法》第129条规定,在作品被印刷之前,作者可以对作品进行其认为适合的修改,只要这种修改没有改变作品的性质,而且由作者承担修改所带来的额外成本。对于新版本的出版,作者也有相同的权利。瑞典《著作权法》第36条规定,在作品出版一年之后,如要出版作品的新版本,则作者有权在再版之前进行修改,只要这种修改不会给出版者带来不合理的成本,也不会改变作品的性质。这一立法例是很值得我国借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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