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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与计算认定

发表日期:2017-6-27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相关重要情节及认定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3款的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
(1)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认定与计算
根据最高法《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第3款的规定:“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以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计算。案发前后已归还的数额,可以作为量刑情节酌情考虑。”如果仅仅从字面理解,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认定非常简单,似乎只要计算出吸收公众存款的总额就可以了,但是实践中所反映的情况却十分复杂。根据统计,在88起非法集资案件中,对于集资数额发生争议的有24件(人),其中被告人、辩护人的意见获得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的有13件(人),意见采纳率高达54%
根据统计,对于吸收公众存款数额的认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行为人所吸收的资金全额应当为实际吸收的资金
在实践中,行为人通常会与投资人签订各种名目的协议,在协议中约定相应的投资数额。但是有些情形下,投资人并未向行为人缴足其认购的金额,或者在协议中的返款数额中包含了预期的返利数额。司法实践中,曾有检察机关以协议中约定的返还钱款的全部数额认定,但是并未被法院支持。法院认为:借款协议书及借据上的金额包含了预期的返利金额,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作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犯罪,以被告人实际吸收的资金数额认定能更为准确地判断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做到罪刑相当,故依据投资人的证言、转账凭证、回单等证据,以投资人实际交款的数额认定娄某的涉案金额【(2015)朝刑初字第3283号】。
②投资人反复投资的数额原则上以投资的全部数额计算
实践中,经常出现投资人在获得全部反本付息款后,再次将资金投入,以期获得更多的收益。对于投资人的反复投资数额,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存在一定争议:有观点认为,重复投资不应当累计计算,因为非法集资行为的对象只是单笔资金,如果反复进行计算,将会出现投资者的实际投入与集资数额不符的情况。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复性投资行为所涉及的数额应当重复计算,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对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行为人每重新签订一笔投资协议,就是对金融秩序的以此破坏。从司法实践看,后一种观点,即:重复投资数额累计计算是主流意见。因为这种计算方式相对比较符合立法本意,且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计算方式一致[1]。
③认定涉案金额时应将利用利息转存部分的金额予以扣除
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将被告人吸收的资金数额进行全额计算,不存在争议,但是在实践中,被告人吸收的资金数额巨大,吸收资金的周期也较长,因此会出现吸收大量数额的存款后,沉淀下的资金产生了银行利息等孳息。由此产生的孳息,由于不属于被告人所吸收的资金,因此在计算时应当予以减扣【(2016)京02刑终157号】。
④行为人自身投入非法集资项目的资金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抵扣
在实践中,时常出现行为人不仅实施从不特定公众中吸收资金的行为,而且自身还参与其中的情况。相关行为人通常辩解自己投入的资金应当从其集资的数额中予以扣除,虽然有观点认为,该部分资金计算在涉案数额之内,理由是非法吸收存款犯罪是扰乱经济秩序犯罪,投资人不具备被害人身份,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自己投资的数额也存在着抵扣的情形。例如:二中院在审理吴某上诉案中认定:商某投资的30万元与吴某无关,且一审法院未将商某投资的30万元及吴某自己投资的25万元计算在吴银安的犯罪数额内,因此原判认定吴某向曾某等24人非法集资的总数正确【(2015)二中刑终字第562号】。
⑤以回购贵重商品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数额可以以投资人原购买该贵重商品的价格认定
在以商品回购方式吸收公众资金的,实践中行为人“出售”的 “商品”价值较为低廉,通常不具备再次交易的现实可能性,此种情况下,对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通常以其“出售商品”的价格认定,但是如果行为人以投资返利为由,以较低价格收购了投资人用高额价格购买的,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商品,并且将这些商品再变现出售给他人的。其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可以以投资人原购买价格认定。例如:朝阳法院判决的雷某某一案中:被告人雷某某伙同他人采取承诺定期高收益付款进而收购不特定投资人持有的投资型邮币类藏品的方式,向投资人变相吸收《错版珍邮》等投资型邮币藏品,上述投资型邮币藏品投资人共计花费人民币3000余万元购买。吸收的投资性邮币藏品已经被其出售。在审理过程中,雷某及其辩护人认为,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应当以其向投资人购买此类投资型邮币类藏品的数额认定(400余万),而非以投资人原购买价格(3000余万)认定。但是其辩解并未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法院认为:雷某收购的邮币类藏品,本身系投资人使用资金购买用于投资升值的有价值的资金载体,同时该载体的损失直接导致投资款项返还可能性丧失,向不特定公众吸收此类有价值的资金载体的行为,可认定为变相非法吸收公众资金,金额以购买价格确定,因此,本院对雷某收购的投资型邮币类收藏品,以投资人购买价格认定为非法吸收资金数额【(2014)朝刑初字第2069号】。
⑥认定具体的行为人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应当结合相关人员的地位、作用以及参与时间进行综合评判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几乎均为共同犯罪案件,虽然共同犯罪中的行为人要对罪行承担全部责任,但是由于每个行为人在其中参与的时间、所起的作用以及地位均有所不同,这也涉及到对不同行为人涉案数额的认定上要有所区别:
      a.集资项目的发起者、组织者通常应当对吸收公众存款的全部数额负责,即使其在之后退出该项目或者仅仅在组织者之间约定终止项目而未向公众说明的,其仍应当对离职后或约定终止后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数额负责。例如:三中院在王某一案中认定:关于2008年12月11日后发生的数额不应计入王某犯罪数额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王某向果某、陈某提供了公司的印鉴及宣传资料,并授权果某、陈某以公司的名义对外融资,应对由此产生的危害后果与果某、陈某共同承担责任;王某与果某、陈某终止合作仅限于双方的口头约定,并未向被害人广而告之,更未采取诸如收回宣传资料、销毁空白合同和收据等措施,未能有效防止犯罪行为的继续进行;同时,无论是王某本人,还是果某、陈某均不能准确说明双方终止合作的具体时间,辩护人关于双方于2008年12月11日终止合作的辩护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依据【(2014)三中刑终字第87号】。
      b.销售团队的负责人通常对其个人以及所带领的团队吸收的公众存款数额负责。例如朝阳法院在徐某某一案中认定:依照徐某某个人及团队成员吸收的金额认定其涉案金额,在此范围内,徐某某直接实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并对团队成员具有完全的管理权,系此部分行为的主犯【(2015)朝刑初字第1386号】。
      c.一般销售人员因其在共同犯罪中所起作用相对较小,通常仅应对其参与吸收的犯罪金额承担刑事责任。对此类人员涉案数额的认定理论上应当较为简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司法实践中,曾多次出现由于对此类人员参与时间的认定不准确或者实施的具体行为认定不准确而导致涉案数额认定错误的情况。例如三中院在袁某一案中认定:在案投资人的证言、回购合同及相关辨认笔录能证明原审判决中认定的320余万元中的40余万元系其他业务员接待并签订回购合同从投资人处吸收的资金。袁某作为公司的业务员,仅应对其参与吸收的犯罪金额承担刑事责任,故该40余万元不应认定为袁某的犯罪数额【(2015)三中刑终字第0090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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